古诗十九首极限皇码论坛jx019
ʱ䣺 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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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有多种说法,《昭明文选·杂诗·古诗一十九首》题下注曾释之甚明:“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曾有说法认为其中有枚乘、傅毅、曹植、王粲等人的创作,例如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今人综合考察《古诗十九首》所表现的情感倾向、所折射的社会生活情状以及它纯熟的艺术技巧,一般认为它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它所产生的年代应当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前,即公元140—190年之间。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现在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乃至街衢田畴、物候节气,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因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古诗十九首》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它的艺术风格,也影响到后世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就古代诗歌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称它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并不过分的。诗史上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五言古诗之权舆的评论例如,明王世贞称“(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碎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陆时庸则云“(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对此有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失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咋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例如《青青陵上柏》写作者游戏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发现这个宫殿巍峨、甲第连云,权贵们朋比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井非属于他的世界。在诗人貌似冷峻的态度中,蕴含有失去人生归宿感的迷惘。有从政理想被亵渎的忧愤。

  《明月皎夜光》则抒写了诗人的另一种失落,那就是一些文人在为共同利益的斗争中,标榜气节和忠义,而一当他们在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层开竞争,原先的交谊就发生了变化。侥幸者和失意者的沉浮异势,使原来的友情徒具虚名,诗人一度笃信的伦理道德,也就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顿时现出虚妄;这就使诗人所说的“昔我同门友,弃我如遗迹。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驱车上东门》说:“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个体生命面对滔滔的时间长河,既弥足珍贵,又卑微渺小。诗人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作出新的人生选择。无论是露骨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还是公开声言要把握短暂人生而及时行乐,总之是丧失了屈原式的执着。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来的生命冲动,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客观环境和自身文化积淀的束缚,很难获得健康、乐观的内容和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感叹短暂的人生时,虽出言愤激,却也并非真是甘心颓废,有人仍在洁身自好,寻觅精神上的永恒。《回车驾言迈》就说:“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这里所说的“荣名”,已超越了以爵禄为标志的事功,而是追求精神的不朽。尽管这种不朽在当时尚乏具体内涵,却预示了诗人企望功业不朽、文章不朽的建安时代即将到来。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汉代的养士、选士制度,驱使文人不得不背乡离井,长期漂泊在外。这些文人或在仕途作无望的追求,或在异乡逃避政治的迫害,仁慧在线:全方位投资服务平台更渴求有爱情、家庭的温馨,以慰藉孤独而屈辱的心灵。极写羁旅行役、相思怀人之苦,遂成为《古诗十九首》的一大主题。《涉江采美蓉》写了一位漂泊异地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

  涉江采英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不少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首先,这是由于在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其次,古代女性生活环境与心灵世界的狭小封闭,使她们只能在孤独中无止境地去咀嚼体味相思的痛苦,其盛情的深婉细腻,又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与其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相交流,又使这些事物成为女性心理最为动人的物化形式,并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意蕴丰厚的意象和意境。

  汉末文人则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古诗十九首》之多从女性角度写相思之苦,并能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蛙力,原因便在于此。例如《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相爱的人可望不可即的情状良有新意。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思妇借助单调往覆的劳作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又如《行行重行行》,写思妇对丈夫的深切怀念,虽然蒙上了唯恐被弃的阴影,她最终还是搁下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转而向对方致以一往情探的祝愿。没有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刻洞悉,是无法开掘出如此幽微的情感层次的。

  《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极限皇码论坛jx019,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意味无穷。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在汉代并没有《古诗十九首》,甚至“古诗”之称。至于西晋,陆机有《拟行行重行行》等十四诗,其中所拟十诗在今十九首之中。刘铄《拟行行重行行》二首,所拟亦在今古诗十九首中,然而也都未用“古诗”与“古诗十九首”的名称。齐梁间刘勰的《文心雕龙》与稍后钟嵘《诗品》中始见“古诗”之称,据《诗品》记当时这类古诗尚存有六十首左右。 至梁昭明太子编纂《文选》,始在杂诗类中首列《古诗一十九首》之目,又将陆机所拟十二首成为《拟古诗》,遂为后人沿用至今。

  由此可见“古诗”一称是在六朝经过长期酝酿,随着当时文体分类的逐渐细密而形成的,而《古诗十九首》则更是在当时流传的众多无名氏古诗中,经过反复的筛汰,至梁代中后期方以组诗的面目出现的。这些固然与六朝的文艺思想有关,而更加主要的是由这十九首诗歌的性质所决定的。

  将《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五言歌辞相比较,舍去音乐因素,就实体形式看,并无本质的区别。六朝以至唐宋人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有重叠,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词句更多雷同,如古诗《孟冬寒气至》有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而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则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可见古诗和乐府在汉世是二而一的关系,被采入乐即为乐府,未入乐或入乐后又失其调名则为古诗,故清人朱乾《乐府正义》说:“《古诗十九首》,2020国家公务员考试职位表下载(中央国家古乐府也。”《古诗十九首》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与汉乐府一样,继承了《诗经》以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风余”。

  但以群体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又是众多的汉代无名氏诗歌中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类型。与一般汉乐府民歌比较,在风格上有以下异同:

  1.感性方面二者均一事一诗,情事交融。民歌较多铺叙,叙事以见情;古诗则重于抒情,以情融事。2.结构方面二者均结构浑成,无斧凿之痕。 民歌多以事情之自然顺序为线索;古诗则按照情感的起伏节奏驱遣剪裁事实。

  3.语言方面二者均自然天成,富于感染力。民歌如胡应麟所称“质而不鄙,浅而能深”;古诗则“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明谢榛称之为“秀才说家常线.境界方面由以上三者决定,二者均风格浑成,境界深远。民歌“遒深劲绝”(王渔洋语),其境深厚;古诗“怊怅切情”(刘勰语),其境旷远。

  这些异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不同于乐府民歌之多为劳动者,而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更好地抒发因遭受压抑而产生的愤懑不平,一反当时上层统治者将文学作为雕虫小技的痼疾,打破了当时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专尚回言、骚体(及其流裔汉赋)的积习,大胆地向民歌学习,从而将分离达三百余年之久的文人创作语言与民间创作语言重新结合起来,将新兴的五言歌诗——被上层文人视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作为主要的创作手段,同时将汉乐府中已有表现的叙事与抒情分流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自己的创作与汉乐府相比较表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于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语)的一代新诗——五言抒情古诗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诗体及其表现手法,在中古以后的古典诗歌诸形式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说《古诗十九首》又是“诗母”。

  《古诗十九首》一身而兼有“风余”与“诗母”这两个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它在古典诗歌从前古至中古(以汉末建安年间为分界)的重大转换中处于枢纽地位。

  前古时期诗歌,从审美角度考察,无论是《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都是一种朴厚的自然美,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较少修饰雕凿,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可以称作不自觉的文学作品。用唐代释皎然的话来说就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在这十九首诗中已经可以看到炼字锻句,谋篇布局的种种迹象,用皎然的话来说是“始见作用之功”;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汉赋之雕琢铺张,肤廓无真意,而始终如诗、骚一样以情意之表抒创作的中心。这样它就在实际上开创的中古诗才情并重,以气驭才,以才达气的优秀传统。 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无名氏古诗越来越为诗人与论诗家说重视,陆机始拟之,刘勰、钟嵘复倡之,以为“实为五言之冠冕”(刘勰语),而至昭明太子萧统,取其文学性尤著之十九首,集为一组,成为后世五言古诗之楷法。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由于情致与才藻的关系是中古后诗史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而《古诗十九首》完美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因此,后世凡是遇到形式主义诗风抬头,进步诗人总是将《十九首》与诗、骚、汉乐府一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十九首》在诗史上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然而因为《十九首》的作者与劳动人民毕竟有一定距离,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够宽广,它的诗境又主要表现为蕴藉含蓄一路。因此当后世出现在思想史上直指现实,激切锋利;或在风格上发扬踔厉,纵横驰骋的作品与流派时,一些保守的诗人与评论家又都拉起《十九首》这面大旗,作为它们反对诗坛上这些新生事物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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